1939年8月，山西武乡八路军总部，朱德、彭德怀正在处理山东根据地的指挥难题。名义上，八路军只有第115师、第120师、第129师三个番号；实际上，敌后战场上的部队早已越打越多，单靠三个师的建制，已经难以覆盖不断扩大的根据地。 国民政府当初只给了八路军三个师的番号。1937年8月，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，三个师共计四万余人，番号和粮饷有了名义上的保障，但大批地方武装、民兵和新发展的部队，并不在这三个师的正式编制之内。 抗战进入敌后阶段后，情况很快发生变化。八路军不能只依靠国民政府的补给，更不可能把各地武装全部塞进三个师。于是，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根据战区需要，陆续设立纵队，负责统一指挥若干旅、团以及地方抗日武装。 这些纵队并非都长期存在，有的承担整合地方部队的任务，有的负责开辟新根据地，还有的只是特定阶段的过渡性番号。它们的编制和地位大体接近师一级，但不能简单理解为“另外五个师”。 第一纵队的出现，和山东战场的复杂局面直接相关。1939年8月1日，八路军第一纵队成立，徐向前任司令员，朱瑞任政治委员。此前，山东纵队发展很快，115师部队进入山东后，两支力量都归八路军总部指挥，彼此之间却缺少统一的指挥链。 徐向前到达山东后，山东纵队机关主动并入第一纵队，整合工作一度取得进展。遗憾的是，115师部队与山东纵队长期形成的系统并没有彻底合并。徐向前曾与朱瑞、黎玉联名建议进一步统一山东部队，并提出由徐向前担任师长、陈光任副师长、罗荣桓任政治委员。 这个方案没有真正落实。1940年，徐向前奉命返回延安，第一纵队失去主要军事领导。1941年1月，随着山东地区指挥关系重新调整，第一纵队番号撤销，山东部队转入新的领导体系。 第二纵队则与第115师第344旅关系密切。1940年2月，八路军总部决定组建第二纵队，左权曾兼任司令员，黄克诚任政治委员。黄克诚主动表示，自己更适合负责政治工作，军事主官应另行安排，这一细节颇能看出当时干部使用上的审慎。 后来，第二纵队机关和部队不断调整，杨得志出任司令员，黄克诚仍负责政治工作，部队活动范围涉及晋东南、冀鲁豫等地。1940年下半年，黄克诚率部分部队南下华中，杨得志继续在冀鲁豫坚持。随着根据地形势变化，第二纵队逐渐改为小团编制，1942年番号撤销。 第三纵队主要在冀中形成。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，孟庆山等干部进入冀中，吕正操又率部起义，人民自卫军迅速壮大。1938年5月，冀中各部整编为八路军第三纵队，吕正操任司令员。 冀中平原人口密集、交通便利，日伪军据点众多，作战环境十分特殊。第三纵队没有固定的大块根据地可以依托，只能依靠群众、地道和灵活机动的战术周旋。到1943年，吕正操奉命率部转赴晋西北，第三纵队番号于同年9月撤销，所属部队纳入新的战区编制。 第四纵队先后出现过两次。1938年5月，为开辟冀东抗日局面，宋时轮支队、邓华支队等部合编为第四纵队，并参加冀东抗日武装暴动。部队一度迅速扩张，但日军很快集中反扑，冀东部队被迫向平西转移，损失较大。 1939年，冀热察挺进军成立，萧克任司令员，原第四纵队番号随之撤销。后来，黄克诚率部南下华中，1940年4月与豫皖苏边区部队合编，又形成了新的第四纵队，彭雪峰任司令员，黄克诚任政治委员。1941年皖南事变后，该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师，第四纵队番号再次退出历史舞台。 第五纵队成立时间更短，却承担了重要任务。1940年8月，皖东北地区的八路军、新四军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，黄克诚兼任司令员、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。有人曾问：“一个人兼这么多职务，能忙得过来吗？”黄克诚的回答很实际：“部队在发展，干部还不够，先把架子撑起来。” 同年冬，随着华中抗日力量重新整编，第五纵队改为新四军第三师，黄克诚继续担任师长兼政治委员。至此，五个纵队有的完成了统一指挥的使命，有的转入新的战略区域，有的则直接改编为新四军师级部队。 从番号变化看，它们存在时间并不算长；从实际作用看，却连接了八路军正规军、地方武装和根据地政权。三大主力师提供了骨干，五大纵队则在山东、冀中、冀鲁豫、冀东和华中等地，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组织成了能够持续作战的整体。 特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