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果当年我跟了毛主席，今天我一定是十大元帅之首。 这是国民党上将张发奎晚年发出的一番感慨。 张发奎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新中国十大元帅中，有五人曾在他手下任职；巅峰时期，他手下有两千多共产党员，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部队，就来自于他率领的第二方面军。 南昌起义前后，张发奎虽然在军中进行大规模“清党”，但抗战时期他默认共产党留在部队，是国民党中为数不多真正与共产党展开合作的高级将领。 这样一个人，如果能早早就跟着毛主席，不说当元帅之首，位列元帅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。 张发奎作为国民党员，之所以允许共产党员存在，其实跟历史背景和他的个人主张有关。 1924年，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，在共产党的帮助下，国民党成立了黄埔军校，大量共产党员在此时进入黄埔军校或加入国民党。 1926年，轰轰烈烈的北伐开始，时任国民党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的张发奎表现不错，第一仗就攻克平江城，取得大捷。 真正让张发奎扬名立万的，是叶挺独立团划给他指挥之后，他的实力因此大增，一举取得汀泗桥战役和贺胜桥战役的胜利，打开了进入武昌的通道。 后来，张发奎率部攻打武昌，叶挺独立团又在友军配合下第一个攻入武昌，取得了北伐战争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。 因为武昌战役的胜利，张发奎荣升第四军军长，第四军也被武汉市民授予“铁军”荣誉。 北伐期间，张发奎的部队除了叶挺独立团之外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共产党员，到1927年南昌起义爆发前，共产党员的人数大约在2500人到3000人。 尽管张发奎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，但在战争过程中，他看到共产党员英勇无畏、冲锋在前，打了许多胜仗，使第四军战斗力最强，战果也是最辉煌的，他便认为共产党员很能干，可以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，帮自己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。 北伐结束后，张发奎升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，辖第四军、第十一军和贺龙率领的第二十军。 由于张发奎对共产党员态度友好，所以大量共产党员在此时涌入第二方面军。 1927年4月，蒋介石发动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，大肆逮捕、杀害共产党员，张发奎对此表示坚决反对，于是加入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。 然而，到了这年7月，汪精卫也发动了“七一五反革命政变”，在武汉实施“清共”。张发奎部队的共产党员太多，而且大多是骨干，为了保存实力，他表现得很消极，还接纳张云逸、叶剑英等一批共产党员到第二方面军任职。 汪精卫见张发奎不为所动，便对其多方施压。 1927年7月29日，汪精卫在庐山召开会议，与孙科等人一起逼张发奎“清共”，张发奎无奈之下只得顺从，还表示要骗贺龙、叶挺等人上庐山，然后扣押起来。 当时，贺龙、叶挺等人已经决定参加南昌起义，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得知张发奎的阴谋后，马上找到贺龙、叶挺，让二人不要去庐山，而是拉着部队直接去南昌。 8月1日，南昌起义爆发，参加起义的主力部队就来自于第二方面军，主要有第二十军、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、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及第三军军官教官团。 南昌起义后，第二方面军几乎被掏空，张发奎非常生气，于是在军中实施“清共”，他没有大肆逮捕杀害共产党员，而是请共产党员主动离开。 并且，在随后追击南昌起义部队的过程中，张发奎也不那么卖力，而是借南昌起义部队的强劲势头，返回广东与李济深争夺地盘。 由此可见，张发奎并没有把事情做绝，他对共产党是抱有一定感情的，多年之后他回忆说： 那时真是逼得没法，我只好投降右派。 事实上，张发奎直接领导的第四军中仍有不少共产党员身，比如叶剑英，正是在叶剑英的极力劝说下，他才没有追击南昌起义部队，等部队抵达广州了，他还让叶剑英担任了第四军军官教导团团长，但后来叶剑英带着教导团与叶挺等人一起参加广州起义，使他备受打击，于是对起义部队进行了镇压。 第二方面军与南昌起义、广州起义关系密切，张发奎因此遭到国民党左派的猛烈攻击，南京政府便剥夺他的职务，再加上李济深、黄绍竑的联合攻击，使他在政治和军事上都站不住脚，无奈之下只得通电下野，远赴日本居住。 1929年，中原大战爆发，蒋介石急需用人，便召张发奎回国，此后张发奎紧跟蒋介石步伐，积极参加军阀混战，因而得到蒋介石赏识，到1936年“西安事变”爆发前，他已经是皖、浙、赣、闽四省边区总指挥了，而且是国民政府首批晋升上将者之一。 “西安事变”和平解决后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局面基本形成，张发奎作为国民党方面大员，历史上又与共产党关系紧密，自然成为共产党争取的对象之一。 这时候，一个叫作左洪涛的人奉周恩来之命，与一批文化界知名人士及中共党员来到张发奎身边工作，还成立了特别党支部，左洪涛担任支部书记，他的任务是潜伏在张发奎身边，除了获取情报之外，还要对张发奎实施影响，以促成统一战线的形成。 左洪涛能力极强，很快便得到张发奎的赏识，从秘书一路干到少将参议，且张发奎对他的身份一无所知。 1937年抗战爆发后，张发奎先后担任第八集团军总司令、第四战区司令长官，驻扎在广东、广西一带。 那时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