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感觉社会越来越“紧吧”了。不是经济不增长了，而是增长的好处没有公平地落到每个人头上。 你拼命干活，收入却不动；房价、教育、医疗的开销却一点没客气。这种“紧”的感觉，本质上是旧模式走到了尽头，新模式还在路上的那段最难熬的过渡期。 但恰恰是这种“紧”，决定了共同富裕不再是一个遥远的理想，而是一个不得不完成的任务。而且完成的时间窗口，我认为大概率就锁定在2035到2049年之间。 不这么做，玩不下去了。因为矛盾已经堆到了临界点了。 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中位数只有3.47万元，意味着全国一半人口的月收入不到3000块。基尼系数长期在0.46到0.47之间徘徊，财富基尼系数更是超过了0.7。这是什么概念？收入差距已经突破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，而财富差距比收入差距还要严重得多。 另一组更让人担心的数据：灵活就业人员到2026年已经达到3.2亿人，占城镇就业比例超过四成。但这3.2亿人里，缴纳职工养老保险的只有7000多万，参保率不到30%。也就是说，超过两亿的劳动者，在拼命工作，却几乎没有养老保障。外卖骑手、网约车司机、网络主播，这些人撑起了就业市场的半壁江山，但社会保障体系还没有跟上他们的脚步。 再说体制内外的问题。同样工龄，体制外的收入只有体制内的一半多一点，住房公积金和职业年金的差距又是几十万。这种差距已经渗透到了婚恋领域——体制内和体制内结婚成了“绝配”，体制外的人想“跨线”，要么特别有钱，要么基本没戏。这不只是一个婚恋现象，它反映的是社会流动通道在收窄，阶层在固化，比如，电网的就找电网的，铁路的就找铁路的，石油系统的就找石油系统的…… 这还不是问题？？ 当这些矛盾叠加在一起，就不再是“发展中的问题”，而是“不解决就会出大问题”的问题。 历史告诉我们：大乱之后必有大治。我认为，美国在上世纪大萧条时期的经验很说明问题，而且，也给出了我们的解决方法。 19世纪末，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等托拉斯垄断组织控制了整个行业，通过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挤压竞争者，严重威胁经济健康运行。1890年美国出台《谢尔曼反托拉斯法》，1914年又补充了《克莱顿法》和《联邦贸易委员会法》。但真正让贫富差距大幅缩小的，是罗斯福新政。 1935年的《财富税法》对年收入超过500万美元的人征收高达75%的税率，后来最高边际税率一度达到91%。效果立竿见影：大萧条前，占人口1%的最高收入人群占有全部收入的18.9%，到1941年降到了9.9%。十年时间，收入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。 当贫富差距到了威胁社会稳定的程度，国家机器会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行再分配。 不是想不想的问题，是不得不的问题，为啥？你不做改革，国家维持不下去了。 我们呢？其实已经在一步步布局了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，近两年的政策信号非常密集。 2025年出台的离岸信托个税新规，对信托的设立、存续、清算全链条征税，适用20%的税率。过去一些人通过离岸信托转移资产、隐匿财富、逃避税，现在这条路正在被堵上。这不是一个孤立的税收政策，它是“让该交的税交上来”这个系统工程的一部分。 再看个税改革的方向。“十五五”规划明确提出，个税要从“减税”转向“调节收入分配”，强化对高收入群体的征管，实行劳动性所得统一征税，依托大数据堵塞避税漏洞。2026年上半年个税收入达到9000亿元，高收入群体贡献了绝大多数。方向已经很清楚了：中低收入者减负，高收入者多缴。 房产税在2025年首次成为地方税第一大税种，遗产税也首次被纳入全国人大立法机关的工作视野。专家呼吁建立以房地产税、遗产税为主的财产税体系，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，中国是极少数完全不征遗产税的国家。这个缺口，迟早要补上。 这些动作串起来看，逻辑非常清晰：从流量收入调节（个税）走向存量财富调节（房产税、遗产税、离岸信托征税），从初次分配走向再分配和三次分配，一张共同富裕的制度网络正在织密。 脱贫攻坚的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，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，这已经证明了一件事：当国家把某个目标当作硬任务来推的时候，它是能推成的。绝对贫困都能消除，相对差距的缩小只是时间问题。 2035年是一个硬节点。官方文件明确写了，到2035年“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”，“基本实现共同富裕”。这不是一句口号，它和“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”是绑在一起的。2035年要交答卷，社会矛盾如果还在加剧，这张答卷就交不出来。 从经济基础看，大基建、造船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黄金窗口期，最多还有10到15年。中国手持造船订单占全球约70%，但这个行业已经出现了招不到年轻人的危机。人口结构在变化，劳动力红利在消退。在窗口期关闭之前，必须完成从“靠人多”到“靠制度”的转型。 这个转型的核心，就是让劳动者从“多干活”变成“多得到”。 国际经验也支持这个判断。日本1960年推出“国民收入倍增计划”，十年间形成了近一